二读 民族国家：努力跟上 21 世纪趋势的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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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国家作为18世纪和19世纪革命产生的政治单位，其主要特征是“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、三权分立和逐步实行代议制民主” [1]。在这种制度模式下，国家仅服从内部制定的法律或经其同意的外部法律。 然而，自20世纪末以来，在面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时，认为民族国家的不足的理论观念开始流行。跨国性的概念得到发展。 在跨国世界中，主权概念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影响下变得相对化。规范来源的融合超越了国家边界，失去了严格的等级意义。国家的概念正在经历一场转变，这是由社会现实的重构运动所决定的。

在民族国家概念形成之时，法律科学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 德国电话号码表 成果，源于每个国家现行规范所确立的教条。在这方面，莱昂坦-让·康斯坦丁斯科在挽救鲁道夫·冯·耶林的著作时强调，“法律科学已经降级为国家科学；在其中，科学界限与政治界限是一致的。” 这些著作揭示了耶林的批判性判断：“这是一件令人羞辱的事情，不值得一门科学” [2]。 Leontin-Jean Constantinesco 是德国萨尔大学法律与经济学院教授，​​该大学也因其欧洲研究所而闻名。康斯坦丁内斯科是该研究所的所长，他研究了国家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同一性，他指出：“至少在欧洲的历史演变或它们赋予生命的发展中，法律秩序和国家构成了密切相关且不可分割的因素” [3] . 从类似的角度，马克·安塞尔提到了法律的“自发统一”倾向[4]。



法国治安法官和理论家安塞尔是法国比较法中心主席，也是1971 年著作《比较法的效用和方法》的作者。 安塞尔似乎赞同耶林的批评，即国内法对于构建普遍的法律科学来说参考不足。安塞尔引用斯塔姆勒和德尔维奇奥的思想，观察了国家法的相对性，它表现为“法律基本思想的特定且因此有限的表达” [5]。 全球化社会的出现变得显而易见。事实上，有人说现代性“本质上是全球化”。英国人安东尼·吉登斯 [6]通过这一说法，在全球化与社会转型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关系。 吉登斯曾任剑桥大学教授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。1990年，他出版了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一书的原版，其中他对现代性的转变提出了一种拟议的解释。它建立了现代性、全球化、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。